篇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的阅读报告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如今在课上重读这个历史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颇多。
一、重温《决议》对“文革”的论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1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发动的原因,《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这个期间(1957---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
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的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决议》发表以后，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章节从四个方面批评一些人的观点，用科学的有分量有分寸的，甚至用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是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2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是严重的，但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诺斯讲，这里是独立王国，那里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把林彪江青等发歌名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决议》章节中有二三百字是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评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斗争，才使得我们尽3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紧张。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多大的成就。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而且是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历史原因
《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困难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的丰富。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决议》也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会犯错误。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的修养上，水平很高，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
第二个原因，毛泽东同志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骄傲，权利过分集中一个人等等。这里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给我们的消积影响。看一下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表态，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5个章程中各个支部和国际的关系，国际和领袖的关系，是搞得很集中的。共产国际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各国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把各国党管的死死的。列宁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斯大林搞得很厉害。所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对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影响。1980年8月讨论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时候，讲到对封建主义在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乔木同志提出，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这一因素，还应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历来没有解决好。我们受这个影响不小。当然，我们对封建主义的影响也确实不能低估。所以，最后讲，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预防，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再次探讨：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不能说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种斗争的成果，包括宪法，各种法权形式的影响，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各种方面。所有这6些因素是相互交错起来发生作用的。恩格斯还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产生之前，我们党内，我们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当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些什么。《决议》中说的原因很扼要地提到了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底下，“文化大革命”才发生，发生之后才持续十年之久的。
恩格斯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各个团体有各个团体的意志，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意志。单个意志相互冲突，“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会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有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质）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概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对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表述。遵照恩格斯的论述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结果，是很有启发，能够使我们理解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毛泽东同志的设想已经很不同。拿时间来讲，原来他希望半年，以后说一年也可以总可以结束。结果没有想到，一弄直到他离世也没有结束。从过去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来看，他是要解决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但怎么解决，原来的想法跟后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的地位做了调整，刘少奇同志在这个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检查，有一段批语，说检查是好的。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非常明确，是要把刘少奇同志拉下来，使他承认错误，以后在党中央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是把刘少奇同志整成叛徒，内奸，工贼，这不是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设想过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受到林彪，江青他们意志的影响，其结果就不是毛泽东同志原先预想的那样的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最后互相冲突的结果，却是跟原来的想法有的完全相反，有的很大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东冲西冲，大多数人是对党的热爱，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可是运动的发展跟原来的想法，跟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于是有的变成了逍遥派，以至于到天安门事件，起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相当多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这个行动同当初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是斗争的复杂过程中间引起互相冲突，引起思想的变化，受到事实的教育才变过来的。毛泽东同志自己面对各种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形成的这个时期的合力，那个时期的合力，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以为解决了以后就会好了，没想到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他去世之前说，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这后一件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同他“文化大革命”出去的想法也是相反的。这就是合力造成的结果，反映到他头脑里来，终于认识到反对的人多。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微妙，完全不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这个合力反映了一种不可抗力的历史规律。虽然最后出现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希望的，但这还是历史规律在起作用。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历史规律。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不幸。这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因此受到党和人民的不同形式的抵制。《决议》写了这方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指出这种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党继续维持统一，政府和军队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们的性质没有改变，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这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教育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一大批老革命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到的。但是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看到，这些被打倒的人不错，林彪很坏，江青很坏，转过来同情这些被打倒的人。这些人在他们被打倒的时期，确实还是想紧跟，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作检查。周扬同志说的好，说他在被打倒的期间，江青说他是叛徒，是两面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一点也不在乎，每次受到批评考虑错误的时候，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深深感受到对不起毛泽东同志的培养和教育。正是这些人，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改正了他的错误。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这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我觉得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清楚正确的对待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吸取教训，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
篇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三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内容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为中共七大确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做准备。1945年的决议，从思想上信念上加强了中共全党的团结，有力支撑了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新社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内容
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阶段的历史教训。1981年的决议，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中国走出泥沼，进入了“富起来”的快车道。
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内容
2021年的会议把中共独特的成功经验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管辖”未来数十年中共的任务和方向，引领中共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国进入“强起来”新时代之后又一集结号与动员令。
篇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高调批评中共弊政。以下发言根据微博整理，或有错漏。——编者按
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的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注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阶级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全局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
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政权。公权力撒谎带坏国民
道德。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三十年过去了。党也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60年，现在要反思执政62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象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行吗？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高尚全，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法学家、决议起草者之一郭道晖：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政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建设为中心？值得讨论。执政六十年了，应当认真研究政治。政治局研究经济，国务院讲政改，需要思考。会抓老鼠是好猫，现在老鼠抓到了，猫打起来了。科学发展观很有道理，具体落实没有做好。政治要让百姓讲，不要给人民讲政治。
张闻天秘书何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党领导下的宪政。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国历史学家吴思：决议是以八大为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经济为中心，计划经济一定打破，八大的理论站不住脚。决议政治改革设想对头，目标现在没达到。当时说现代化实现后搞民主，现在为何还没开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政党政治代替了现代政治，政党政治有很多方面要思考，要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把法制、宪法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熟，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通钢事件。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中国驻瑞典歌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
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毛思想、邓理论如何整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都融合到一起。里面的互相矛盾之处的解决，就需要创新。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继任。
来源:读者推荐
|来源日期：2011-8-30|责任编辑：王科力
推荐访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决议 建国以来 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