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双跳”活动（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5篇
【篇1】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5年前，缘份让我们相聚在广西机电学院，教室里留下了我们学习的身影，空气里回荡着老师的语重心长，芒果树林中萦绕着我们的闲聊的私语，操场上洒下了我们的汗水与笑声，见证着我们纯真的同学友谊，地久天长！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一别3年。我的同学，你是否还能记起学校的操场？校内那几棵芒果树？我的同学，你是否又听到了曾经的教室里老师语重心长的教诲？是否又看到了操场舞台上我们曾经舞动的青春？
也许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了上班下班的生活模式，不屑于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呆在自己的平方，逛着虚拟的网络世界；
也许我们习惯了城市的霓虹，灯红酒绿的陶醉。。。。。。但是，在我们心的深处，在那拂去尘世铅华的地方，你的心里是否还留有一片净土，是否还留着我们一起去摘过的芒果的回忆？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追逐过的青青草坪？在一个人静静的角落，你是否还怀念曾经的街头巷尾，曾经的追逐欢笑，曾经的懵懂岁月，曾经的青春年少？
我的同学，当疲惫后你会不会留有一丝的回忆，照亮3年前满脸泥污却顽皮的笑脸？当你发现时光匆匆从指尖流过，你会不会想起当年的人和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苍天。不知天上宫厥，今夕是何年？我们的友谊永远是一番剪不断的情愫，别有一种抹不去的记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更加珍惜友情，更加彼此思恋。或许我们也还互有问候互有联系，但是如此齐聚的机会我们一生之中能有几次呢？
真心期待，我的好朋友们如今怎样，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当年一起玩闹的欢笑声，是否还记得当年一起吃饭\一起摘芒果的情景，是否还记得当年一起打羽毛球样子了？还有那些好朋友们，同学们,想念你们了
3年的时间已经将很多人磨练的更为现实，更为市侩了。从我们当年一个个喊着别人外号的时候，转变成了现在口中一个个什么什么总，少了同学时的亲切；
从我们当年讨论课堂知识的时候，转变成了谁谁谁又买了车、又买了房，少了同学时的简单；
从我们当年心思简单的参加班级活动的时候，转变成了谁谁请客或者谁谁主导，少了同学时的淳朴，这一系列的变化印证了同学中的一部分人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风生水起，讨论话题变成了孩子、票子、车子、房子......
希望我的同学在聚会的时候还能哭着笑着乐着醉着聊起曾经傻傻的我们
【篇2】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1949年前的国民党为什么失去自己的党员?作者：苏 枫来源：《小康》2011年第02期
1947年9月，国民党将其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后其党员人数超过1000万。但到1948年11月，登记为国民党员者仅132万。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失去了90%的党员，国民党迅速崩溃出人意料，国民党史研究者王奇生发现了其背后隐藏的真相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并采用一党独裁形式统治中国大陆22年。如果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余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2年只能算是个短命王朝。
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2003年，国民党史研究者王奇生出版《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从组织形态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书出来后，政界、学界的反响大大出乎王奇生的预料——有人批评王奇生是“成王败寇”的代表，也有人攻击他在为国民党唱赞歌；
台湾的历史学界则认为这本书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几个省市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竟然把这本书列为党员教育读本。
2010年，王奇生先后去过两次台湾,在史料方面,补充了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藏档以及近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对国民党崩溃原因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新版书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执政能力“甚弱”
《小康》：“弱势”与“独裁”这两个词表面看起来的含义是相悖的，《党员、党权与党争》全书的核心观点是“1924～1949年的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请您具体阐释“弱势独裁”这个概念。
王奇生：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党外无党”，“一党治国”。但其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其“执政能力”甚弱。名义上，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2年（1927～1949），实际上，它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其统治权力。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也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所以我称之为“弱势独裁政党”。
【篇3】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作者：漆学科来源：《知与行》2017年第12期
[摘 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繁荣富强，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三农”问题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三农”所关注的焦点和任务有所不同，但“三农”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问题。“三农”问题与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对“三农”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不断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同时，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创新动力、后植发展优势，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通过对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进行探析，努力为当前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三农”问题；
认识历程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2-0157-04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建党初期对“三农”问题的认识（1921—1927）
【篇4】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双屿港：500年前不可不知的繁华
发布时间：2011-10-26 信息来源：《舟山晚报》
500年前，发生在六横双屿港的故事，是舟山历史上最绚丽多彩，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笔。而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并不详细，也不常被人提起，甚至很多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是因为这段历史纠结复杂，从前的封建统治者也是按着自己的意图来书写历史。若抛开一切感情色彩和利益立场，客观来说，不了解500前的双屿，就是不了解舟山的历史。
那时的双屿，在研究世界贸易和历史中，都是不可回避的，这是怎样浓墨重彩的一幅画卷呢？
何处双屿港
双屿港的地理位置自古未变，即六横岛西岸与佛渡岛东岸之间的水道。对面就是著名的国际深水港宁波—舟山港区的梅山港，地理位置优越。这一带港湾曲折，山抱水绕，易于船只隐蔽出入，处于国际航线与中国大陆连接点。
当年浙江巡抚朱纨奏报中说：双屿“悬居海洋之中，去定海县不过六十余里。虽系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住集，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道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这里的描述与现在的双屿港也是吻合的。
曾经的“世贸中心”
500年前的双屿港究竟有怎样的辉煌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商人品笃的著述 《远游记》中，描述的1540年至1541年间的双屿港。
文中记载了双屿常住居民3000人，葡萄牙人1200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往来商旅，市面非常繁荣。建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和超过1000幢私人住宅。葡人和其他族裔的海商，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机构，该机构由司法行政官（警察）、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构成。
由于垄断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双屿变得“富庶异常”。品笃描述，由于当时的六横沿海人多地少，这里的房价非常高昂，房产每所建造成本约4000至6000得克，由于外来商家不断涌入，房屋租金高达每年2000得克，一两年的租金即可抵建造成本。翻阅史料你会发现，几乎是葡人入居双屿的同时，西班牙皇帝卡洛斯五世将妹妹唐娜·卡德林娜嫁给葡王若奥三世，他给妹妹的是“令全欧洲羡慕的嫁妆”———20万得克。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明德是国内研究双屿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曾说：“双屿港市场，最早是由中国海商开辟的，这里地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沿海对海外贸易的要求迫切。浙东内陆水运发达，双屿到宁波，再顺浙东运河至杭州，即可进入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大运河。从经济地理角度，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徐明德表示，那个时期（1524-1548）的双屿港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被史学家誉为 “十六世纪的上海”。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
六横当地一位热衷于史学研究的老人俞品久带着记者，来到双屿港沿岸的涨起港村，在后面的山岙找到了一处用碎石封死的土洞说，“这是一座坟，是多年前村民史兴裕家挖宅基，刨到了这座用青砖砌成的墓穴。尸骨已没有了，随葬品有壶、杯、罐等，形制当地没有，南方沿海地区，也从来没有过。"俞老相信，这里就是500年前葡萄牙人在双屿经商之处，古坟就是证据。山上这样的坟大约有100多座，尽没于茂密的草木之中。当地百姓叫它们“洋人坟”。
另据，双屿港另一侧佛渡岛的一位老人顾锡金回忆，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在小佛渡岛上玩耍时发现了几块石崖上，有蚯蚓般的文字，许多村民都赶来观看过。而葡文是拉丁字母，如写成花体，确如蚯蚓一般。可惜，当十几年前有关部门来调查时，岩石的文字由于风化水蚀没了痕迹。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佛渡发现了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古彩瓷片集散地。这和历史文献记载的互市货物中的陶瓷器一致。
一代海商和双屿命运
历史如何会选择双屿？这是时代和一个人所造就的。事实上，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双屿以前，这里就已经是国内海商的一个聚集点。
据史料，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同时实行古怪和有限的勘合贸易，即外国商人随“贡使”来到中国，由市舶司将其货物以“贡品”名义“朝贡”给朝廷，中国方面则把商品回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贸易的规模、利润、效率统统不计。
明朝的商人，如果想私下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不允许的，哪怕是愿意交税，愿意服从政府的管理也不行。也就是说当时双屿港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双屿则是武装走私集团的根据地，而海商也被朝廷称为“海寇”、“海盗”。
当时在双屿盘踞的是李光头、许栋兄弟、王直等一代叱咤风云的海商，极具商业头脑和经营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着中间商，原本他们可以是安分守己的商人，却在明朝“逼商为寇”的海禁高压下，不得不选择了“武装走私”这条路。
是时，正是16世纪初环球大航海时代，哥伦布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改变了世界格局，对外贸易需要航路与航路交通，港口与港口对话，让货物双向互动。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最初是在广东沿海，却被明朝水师驱逐，而后才北上到达双屿，和早在双屿盘踞的“武装走私集团”一拍即合，成就了双屿二十多年的繁华。
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方牧教授，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认为品笃所说在双屿港的建筑物，只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把中国的天后宫说成西方的“教堂”，把李光头他们办公开会的地方说成“市政厅”，也把海商的头目说成“议员”。因为双屿不曾留下一点品笃所言的西方建筑遗迹，而葡萄牙人也不可能在没有本地的武装保护下经商。
双屿走私一直是明朝朝廷的眼中钉，但是因双屿走私与江浙地方官员、士绅有紧密联系，明军的几次“剿匪”都不成功，再加之嘉靖帝当政的前20年，为是否给嘉靖的生父皇帝谥号，朝廷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双屿。然而这样没有国家支持的贸易，终会被终结。
1548年，一个叫兰沙罗特·佩雷伊拉的葡萄牙人将几千达卡（欧洲货币）借给当地的中国人，但这几个人赖账不还，逃之夭夭。佩雷伊拉一怒之下纠集了三十多个恶徒，在夜幕中袭击了欠债者的村庄，抢劫了十多户人家，强奸妻女，并残杀了数十个百姓。此案震撼明朝当局，终于下定决心剿灭双屿，派朱纨统一指挥浙闽军务，对双屿进行围剿。史料记载，为免泄露军机，朱纨弃浙江兵不用，动用从福建带来的亲信部队“福清兵 ”。仅仅五个时辰，双屿的海商大败，军队都指挥卢镗俘虏了李光头，许栋兄弟外逃。卢镗一把大火把双屿港焚烧殆尽。而朱纨为绝后患，又以石木填塞了双屿港，双屿就这样迅速地退出了世界贸易的舞台。
王直和双屿之殇
说到双屿、海商与明朝的海禁，王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他在后双屿时代威震海内外，却与双屿有着一样的归宿。这样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时代，最终导致了清末中国的积贫积弱。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最初在双屿港为许栋集团掌管船队，1548年双屿覆灭后，王直收编余众，成为江浙海商武装集团的一代枭雄。而对海上贸易极其执著的葡萄牙人也不甘心，南下福建漳州，与王直集团合作，把漳州发展成了新的贸易中心。
王直作为典型的徽商，并非一介草莽，他一直以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学习日本语言文字，研究日本的商品市场，以信义取利，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在王直麾下，也有一些日本人俯首听命于王直的调遣，学习经商。
王直的一生都想把自己的事业纳入国家的正轨，他认为对外贸易是明朝不可避免要走的一条路。1550年前后，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屡次请求松动海禁，使海外贸易合法化，却反遭朝廷偷袭和围攻。
王直突围后逃亡日本，两年后重返浙江一带，在沿海商民支持下，攻城略地，威震江浙，并在定海称净海王。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只能把他的母亲妻儿囚禁。
1555年，明朝改变策略决定招抚王直，释放其亲人给予丰厚待遇，王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归顺。1557年，在接受王直投降后，朝中重臣变脸，王直被捕入狱。1559年12月王直被斩于杭州官巷口，他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王直与双屿的悲剧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纵观历史，其实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在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而在西方走向繁荣和扩张之时，我国封建社会却处于停滞状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
方牧教授认为，海商是大航海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受经济利益驱动，代表人性开拓冒险、进取张扬的一面；
而海禁则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它从政治利益考量，代表人性偏狭保守、暴戾乖张的一面。
500年前的中国在全球化中没有把握机遇，第一次全球化带来的福祉与我们擦肩而过。这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是强国之路。
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双屿港时，海岸线上，中远、鑫亚、龙山等几个大型船舶修造公司欣欣向荣，高耸的吊架、巨大的船舶、卡车来往穿梭……
这一次，双屿将会以开放的姿态重铸一个大港的辉煌。
【篇5】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百年前的世界与中国
作者：刘存宽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865 更新时间：2005年09月12日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难免百感交集：有对未来新的展望，也有对历史的回顾。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情形究竟如何？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呢？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回首当年的情景，感悟历史的启示，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年前的世界
百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世界。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高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处境极其悲惨。
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演变的结果。
西欧的中世纪虽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时代，但由于这个地区分散为许多各具特色、富有多样性、彼此既竞争又互相促进的小国，有的国家内部又分裂为众多的小国或不相统属的贵族领地，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牢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国，加以得舟楫海洋之利，便于交流，故商品经济关系得以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较早地孕育成长，改革的阻力也不如中国这么大。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贵族、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世界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次思想大解放和一系列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壮大。接着，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76—1781年美国进行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1848年的欧洲革命，意大利的统一，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的统一等。在沙皇专制的俄国，由于国内农民革命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于1861年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法令。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总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英、法、美、德、俄、日等国通过革命、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改革，已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统治世界的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蒸汽机、纺织机、铁路、轮船等的应用，机器制造业的推广，使生产力似有神力相助而飞速发展。英国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近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内阁制和政党政治逐渐完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的对外扩张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日等国也先后发生工业革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的过渡。因此可以说，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二十世纪几乎同时来到人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表现为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其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
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垄断组织结成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
如此等等。
与此相适应，在上个世纪之交，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一斗争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空前加剧。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又超过英国，英国丧失了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和市场的地位。当后起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登上瓜分世界的舞台时，它们惊异地发现已是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在此情况下，德国大嚷大叫地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跑步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开始推行以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称霸亚洲为宗旨的“大陆政策”；
俄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推行“积极的东方政策”，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西部土地开拓完毕后，将注意力转向殖民地的争夺，大力推行门罗主义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方针，视拉丁美洲为自家的后院。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受到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威胁，为了保持并扩大既得的殖民利益，也纷纷采取行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积极参与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角逐。这样，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焦点。
百年前的中国
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并过渡为帝国主义之际，中国却处于全面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末日和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景象随处可见。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极点。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对人类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胜过西方。但中国又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旧传统十分牢固、高度集中统一、保守封闭的封建大国。封建专制政体的长期延续使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到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中国正沉醉于康乾“太平盛世”时，西方已在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当欧美主要国家早已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1900年美国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是1035万吨和1401万吨；
德国分别是665万吨和852万吨；
英国分别是498万吨和91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直到1928年仅生产钢3万吨，生铁47．7万吨。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导致社会结构的惰性和踏步不前。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许近代工业和初期的资产阶级及工业无产阶级，但还十分幼弱。传统社会结构虽已开始瓦解，但根基依然牢固。高踞于广大人民之上的，是承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清政府。它麻木不仁，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坚持要“明华夷之辨”。它拒不承认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拒绝向他国学习，更拒绝作根本性的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敬天法祖”、三纲五常等极端落后的封建信条，成为他们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利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撞开了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当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承认中国落后又不甘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改良派的华夷观念发生动摇，提出“自强”主张，大力兴办洋务，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有所前进。但洋务运动的着重点在于师其船坚炮利和兴办实业，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即“变器不变道”，没有触及带根本性质的政治制度改革。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识到“变政”即政治制度改革是救亡图存、赶超西方的根本。对此，清政府是绝不会容忍的。正如当年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样，1898年的戊戌变 法终于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淹没于血泊中。这说明，直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封建思想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历史事实表明，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看，百年前的中国较之世界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全面落后给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腐朽的封建专制远不是高度工业化的、推行经济扩张和武力侵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手。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1871年沙皇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1883—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接着，1898年出现列强在中国攫取让与权、强夺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新界直到广州湾，被俄、英、法、德等国强租而去。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分割为一片片排他性的禁脔。恰在距今百年前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又因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和清政府的叛卖而惨遭失败。同年，沙皇俄国派兵17万，对中国东三省实行野蛮占领。翌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总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支付了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列强的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遍及全国。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驻军权和开矿筑路等让与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由此不难看出，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停滞落后和民族危机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华民族在极度的屈辱之中进入二十世纪。
历史的启示
百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何以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挨打？要说明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济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清政府顽固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牢固性，传统封建文化的积垢太深，成为人们精神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难以冲破的桎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官僚、地主、士绅等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尖锐地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允许兴办洋务，但是只允许在封建传统范围内进行改良，不许越过雷池一步。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帝支持下开始实行的变法即政治制度变革，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于摇篮中。这说明直到国家面临亡国惨祸时，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不愿进行重大的改革。
对比之下，欧美先进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迥异。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这个国家的封建落后状况并不亚于中国。中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但日本明治维新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和发展近代经济，而是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在内的带根本性的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实现了近代化，国力大增。二十多年后，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打得惨败，从而将中国推入那个黑暗的世纪之交。
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臻于富强并保持富强，必须听取时代的呼声，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力争先进并保持先进。在这里，改革开放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改革，不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单纯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改良，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不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而是包括学习他 国各方面的长处，不能限于皮毛。思想文化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主张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反对不加区别、不顾国情的全盘西化，但百余年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和摧毁业已过时的旧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不断自我更新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惊人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引上康庄大道，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今昔对比，欣感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之不可逆转。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必然会变得更加光明美好。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的教训，中国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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