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绝非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而是在应对挑战、克服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8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1
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绝非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而是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我们党所经受的风险挑战，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有的更成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节点。纵览党的奋斗历程，常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应对风险挑战的经验启示，对我们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具有重大意义。
掌握科学理论，坚定信仰信念
每遇困难和风险，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做到头脑清醒、处变不惊、迎难而上，根本原因在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并能够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判断形势。挑战面前，党中央总能站在全局、战略、宏观的高度形成清晰认知，进而明确方向、提出对策，攻坚克难、化险为夷。例如，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复杂局势，党和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有条不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工农业生产，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外交方针，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和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领中国走上正确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我们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面对风险挑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立足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具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革新调整能力，善于把与时俱进与推动变革相结合、坚守道路与自我完善并举、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唯有如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布满荆棘、充满坎坷的征途中，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
历史地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党面临过严峻局面。我们党之所以能力挽狂澜，变危难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最终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
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生命力的试金石。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挫折中奋起、于困难中成熟，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没有断，党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从人民群众中不断获得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例如，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在困难面前迸发出了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的高昂斗志，渡过了难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就要一以贯之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为了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党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不断提升动员能力，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等事业不懈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恪尽职守，毫不懈怠，风险面前无所惧，挑战面前勇担当，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不易。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来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党的七大上，他在讲到“准备吃亏”时列出了17条困难。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面对战争威胁，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果，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正是由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我们党才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波谲云诡的背景下，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大局是稳定的，但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多方面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并将底线思维能力列为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大思维能力之一，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未来，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一以贯之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敢于担当、勇于斗争，既有防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挑战的高招，既打有准备之战也打战略主动战，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科学决策，不仅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显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统筹能力和组织优势，而且善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善于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在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风险挑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例如，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和政府把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作为中心任务，以实际有效举措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证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对世界经济逐步摆脱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统一指挥，迅速组织起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行动，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的生命，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基层党组织靠前指挥、组织协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齐心协力夺取了抗灾救灾的重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打虎拍蝇”，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从而取信于民，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美国一手挑起的经贸摩擦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攻坚克难，坚定从容、有理有节，主动作为、顺势而为，彰显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定力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捍卫了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敬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领导能力。历史和实践证明，面对风险挑战，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就是因为党始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彰显。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2
今年是我市脱贫攻坚决战年，是我市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关系到补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大最突出的短板，关系到“五个XX”建设和决胜全面小康。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市政府高度重视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精心安排部署，全面开展风险点大排查，归纳总结出现存风险隐患七大类三十七项，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化解措施，做到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抓早、抓小、抓了，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社会大局总体平稳可控。
一、强化组织，完善风险防范工作机制
我市出台了《XX市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责任风险实施方案》，针对存在的七大类三十七项重大风险，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事项，明确责任人，确保具体工作层层落实，责任层层压实，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组建工作专班。组建了由市委副书记为总负责人的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或副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对七大类重大风险进行全面指挥调度，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统筹推进。二是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实行一月一调度、特殊情况随时调度的工作机制，调度会主要是听取防范化解风险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发展趋势，重点是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州及市委关于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决策部署，协调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序推进。各工作小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调度机制，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建台账、明目标，并逐一研究、逐一化解、逐一落实、逐一销账，确保相关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是建立量化考核机制。市督查考评局和各行业主管部门针对我市现存的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制定了详细的考核体系，并实行定期督查通报制度，将督查结果与年终考核直接挂钩，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显著。
二、细化措施，防控风险确保稳定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始终坚持防范在前、预防为先的工作原则，强化工作措施，提高防范化解效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一)民生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精准脱贫。及时对建档立卡的错、漏、缺户进行纠错、补漏、完善，对全市扶贫对象进行精准监测动态管理，确保建档立卡信息的准确率。严格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要求，按照项目实施“532”比例进度核拔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工。严格落实“五公告二公示”制度，邀请群众代表参与扶贫项目的规划、决策、管理，做到项目实施公开化、透明化。二是关注民生。通过实施“四关爱”工程，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优化中小学布局和教学质量，加强殡葬改革政策宣传力度，织密织牢社会兜底安全网，着力解决“病从口入”、城镇“大班额”、抢尸弃尸等突出问题，确保各项民生事业健康发展。目前，已建立留守儿童之家40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所，留守儿童困境救助服务点8个、养老院7个。三是及时救助。出台《XX市2017-2018年冬春生活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按照“保重点，不出事”的原则确定实际救助对象和所需救助款物，规范救灾款物发放流程，确保救灾款物安全运行。通过整合重建项目、建设资金和社会资源，有序推进因灾倒损民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在第一时间安置。出台《XX市政策性农房灾害保险实施方案》，计划2018年投保61200户，省、市两级投保总额为89.11万余元，以提高农村出现灾害后应急处置能力。
(二)城市建设管理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文明执法。出台《XX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案件办理程序暂行规定》，规范执法流程，并依托“六位一体”“互联网+”大数据综合行政执法智慧指挥平台，对文本证据、录音、视频影像等资料记录归档，确保执法全程留痕。实行征地拆迁、赔偿补助标准公开公正透明化，建立顺畅沟通渠道，安排专人负责落实贷款，稳定征地拆迁群众情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要求，要求施工企业缴纳解决农民工工资纠纷保证金，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合理合法解决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事宜。二是规范建设。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对主体工程禁止转包和违规分包、转包，严禁以低于成本价包揽工程。坚持“三最”原则，精准摸排调查农村危房改造对象，按程序审核，按规范建设，重点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的住房安全。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在项目建设前，要求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确保城市和景区建设过程中发现的文物得到完整保护。三是强化管理。坚持“两个同步”，着力整顿并规范建筑市场，强化施工现场管理，保障大型机械运行安全;着重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开展复查审查工作，对相关“三类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建筑工地无重大质量安全隐患事件发生，全力打造省、州样板工地。加大物业管理公司培训力度，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标准的物业管理队伍，积极引导小区居民自觉参与小区管理。目前，全市已有15家新建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发放备案证书。
(三)公共管理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多渠道维护法治。全力打造“一中心”“一平台”，建立政务110服务平台，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XX“112”模式，将群众信访、法律咨询、纠纷化解融入一个平台受理、一个窗口服务、一套机制解决，实现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切实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充分运用“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等现代高科技，织牢网络信息防控网，拓宽监管范围，及时发现、封堵、删除蛊惑煽动群众的信息，对已发生极端、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治安、刑事案件涉及人员进行依法处理、正面宣传引导，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高质量提升服务。加大出租车、客运车管理力度，合理制定运营标准，深入开展黑车整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严格按照景区星级目标打造标准，加快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推行厕所革命，重点对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等游客聚集区域，实行专人管理，明确相关收费标准和旅游产品销售价格。开展导游IC卡扣分检查工作,挤压“黑导”“劣导”生存空间，保障旅游者出游安全，提高服务品质，树立旅游行业窗口单位的良好形象。三是零容忍保护环境。扎实开展环保“风暴”、百日攻坚专项等执法行动，对辖区内清水江流域、乌江流域企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重点对辖区内8家国控和省控重点污染源企业采取夜间定期或不定期巡查，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正常。目前，下达环境监察执法通知书80份，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55件，共处罚金290余万。严肃查处“未批先建”、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环保设施在项目建设中得以落实。目前，已对9家安装自动监控企业进行现场监察，下达环境监察执法通知书15份。
(四)安全生产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推行“双控”机制。在全州率先在煤矿、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三个行业分别推行“双控”机制，有效健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从根本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构建科学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运营效率。在煤矿、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积极推进科技投入，不断加强井下矿山“六大系统”建设，加大矿山资源整合和基础设施改造力度，建立安全投入长效机制，促进企业规范、高效运营。在煤矿领域，以恒睿集团为主体，整合XX境内及周边县境内煤矿资源，提高煤矿企业生产力和抗风险能力。在非煤矿山领域，推进全市50家矿山企业兼并重组进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减少非煤矿山企业8家，有效提升非煤矿山的规模化开采，保障资源有效利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三是加强应急防范。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平台建设，督促指导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各生产经营企业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机制，指导高危企业加大专兼职救援队伍建设。依托瓮福集团、工业园区等重点企业和场所，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煤矿等行业的紧急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确保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做好重大群众性活动的安全引导及防范，详细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增加安保人员，做好交通引导和安全疏导，杜绝出现因安全防范不力导致人员伤亡的现象。
(五)经济金融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招好商优环境。紧抓2018年产业大招商突破年机遇，制方案、层责任、明目标，采取以商招商、委托招商等多元化招商方式，紧盯磷石膏综合利用为主的磷化工转型升级，文化旅游为载体的全域旅游大突破，农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助推农民工转移就业、就近就业。优化招商服务，以企业“最多跑一次”为目标，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实现新进项目代办，营造好亲商、爱商、助商服务环境。深入开展“千企改造”工作，对效能低污染大的企业进行关闭，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停工改造或搬迁改造，高效发挥企业效率。二是抓预防严惩治。制定出台《XX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方案》，举办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工作，全面曝光最新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方式方法，增强市民自我防范意识，对发现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案件从严处理。制定互联网金融整治方案，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风险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督促整改到位，确保两类公司依法合规运营。三是去杠杆化债务。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有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清理系统内的债务项目，进一步核实底数，精准掌握债权债务情况，区别对待、量体裁衣，通过低成本置换高成本、PPP转化等多渠道化解存量债务，降低债务余额。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增加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政府性基金收入，提高专项债务可偿债财力。以通过压缩债务余额和提高可偿债财力双措并举，降低综合债务率，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六)工作作风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紧盯“四风”转作风。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持暗访、查处、追责、曝光“四管齐下”，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有效解决调查研究走形式、走过场以及会议活动铺张浪费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实现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二是严守纪律强监督。制定和完善《XX市六届人民政府“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施意见》，规范政府决策行为，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严格按照相关工作原则及相关规定，加大政府性调研、会议、活动等方面惩治腐败力度，坚持零容忍态度不变，严肃查处不收敛不收手之人，坚决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持续形成强大震慑，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三是精准统计呈实事。严格执行“一月一调度一分析”，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全面摸底调查，确保统计工作不重不漏。严格执行“三个制度”，做到“三个结合”，抓好“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认真组织各统计专业开展自查，严守统计工作红线，及时纠正各种统计错误，杜绝错报漏报等情况发生，确保统计数据客观、真实、全面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七)宣传报道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坚定立场。在重大政治表述、重大提法上从严把关，严格政治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看齐意识不动摇、纪律规矩不动摇、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方针不动摇，时刻保持与中央、省、州、市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严格程序。严肃新闻宣传工作纪律，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特别是在对党委、政府会议活动的宣传报道中从严要求，严格把关，层层负责，杜绝新闻宣传出现与党委、政府定性不符，用词用语不规范等现象。三是强化引导。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化解舆情风险，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预警、研判、分析等工作制度机制，在全国及省、州、市“两会”、“党代会”等时间节点严格执行网络舆情24小时值班责任制，建立120余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在舆论热点问题上主动发声，积极引导，化解风险。杜绝对损害地方形象的网络谣言处理不及时、正面发声不力引发持续关联炒作的问题发生。
三、查找问题，促进工作提升见效
通过不懈努力，我市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开展顺利，经济社会环境良好，群众满意度、获得感逐步提高。但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开展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债务限额与融资需求仍有差距，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任重道远。二是民生项目资金投入大，来源少，民生领域抗风险能力不足。三是面对新形势下互联网违法增多、非法信贷增多等情况，应对新风险的防范能力有待提升。
今后，我市将重点围绕以下几点开展好重点风险防范工作。一是主动防范。加强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机制效率”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系统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明确每个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加大对新形势下风险防范工作学习，紧跟时代需求，提升防范本领。二是系统应对。将防范化解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与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修复资产负债表，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三是标本兼治。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基础性领域和关键性环节改革，建立和完善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机制。四是守住底线。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防患于萌发之时，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对最坏的情景做到心中有数。面对风险时做到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估风险，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是市政府及各工作部门的重要职责和法定义务，我们将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法律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并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领导，采取更有力措施，切实防范化解好重大风险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3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xx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个时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者阐释了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提出了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深入分析了主要风险领域和风险点，进而提出了“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范重点，强调要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总体思路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经济转型的特征更趋明显。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结构演变的“惊险一跃”。在这个过程中，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集中释放。我们必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这一时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风险防控重点，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有利条件。
一、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转型背景下的风险易发高发期
我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化时期，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平衡关系被打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相互交错，环境变化和体制变革相互影响，国内矛盾和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进入风险易发高发的窗口期，面临风险可能集中释放的挑战。
（一）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一次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的新一轮经济转型。如果说，上一轮经济转型最鲜明的特征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话，那么，新一轮经济转型是以全球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外部需求扩张放慢，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动力都发生明显变化为背景的，面临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和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等多重挑战，转型的复杂度和艰巨度超过以往。这些挑战赋予新一轮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那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使我国发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构新平衡；原有的结构不适应新的发展条件，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原有的体制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快体制变革。转型必然有风险，没有风险的转型是不存在的。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拉美和前苏东国家，在经历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面临严峻挑战，要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出现了发展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并出现社会倒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应对和化解转型期的风险，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口，像其他经历过转型的经济体一样，这一时期往往也是高风险窗口期。转型期的风险也孕育着成功转型的机会，能否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能否化风险为推动转型的机遇，不仅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新一轮经济转型，也将关系到能否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经济转型期往往是风险易发高发期
风险从萌芽、集聚到集中释放有一个演进过程。风险的演进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也有长期性、基础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我国当前风险易发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速换挡使潜在风险显性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各类风险往往被掩盖和对冲，不容易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6年的6.7%，降幅接近40%，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大幅回落，地方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高负债、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聚集的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出来。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面向20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战略研究”预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放缓，由近年来略高于6.5%下降到20xx~2030年的5%~6%之间。潜在增速的持续放缓，将进一步增大风险释放的压力。
2.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催生风险
经济转型期往往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处于经济技术长周期的末端，依托成熟技术扩张获取规模效应的空间明显收窄，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和产能过剩，产业利润率大幅下降，资金因追逐利润而“脱实向虚”，大量流入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催生金融业过度繁荣和房地产泡沫。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超过美国7.3%、英国7.2%的水平，反映了我国金融业过度繁荣的现状。当前，我国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不仅加剧了潜在风险积累，而且增大了经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和复杂性。
3.投资效率下降引发债务率攀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过去投资增长较快的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投资效率大幅下降。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要扩大负债规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最终必然要通过各类风险的释放表现出来。
4.顺周期市场环境加剧风险积累
在经济繁荣期，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的乐观预期，市场主体倾向于高估自身的债务承受能力，整个经济体信用快速扩张，形成资产价格上升、负债规模膨胀、资产规模扩大的循环反馈机制。而一旦实体部门增长势头逐步减弱，就会出现资产价格下降、债务规模攀升、资不抵债或流动性枯竭的循环，绷得过紧的债务关系就会在薄弱环节出现崩裂，引致各种经济金融风险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也在体制上加剧了这种顺周期效应。
5.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
进入经济转型期，我国主要经济变量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人口结构为例，2012~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1796万人,年均减少359万，人口抚养比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而明显提高。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储蓄率约下降0.8%。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我国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还将加大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压力，影响到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使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
6.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也会对我国经济和市场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面临调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利率一旦逆向上调，将带来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债务条件恶化，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并将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外部冲击。
7.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应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中形成了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也要看到，我国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处置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仍然存在，部门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叠，协调成本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体系不健全。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尚未理顺，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容易引发显性和隐性债务膨胀。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并存，监管的穿透性、专业性不够，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二、风险识别的六部门分析框架和传导机制
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形成、集聚和扩散过程。风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叠加并日益突出，一旦受到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冲击，风险就很可能会集中释放并迅速蔓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风险都不是孤立的。随着经济社会系统内各部门间经济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日益深化，经济金融风险的交互性、传染性和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需要用系统化、网络化和交互影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
（一）风险识别的六部门框架
按照系统化、网络化的视角，可以将经济社会系统划分为6个部门（如图1所示）。以经济系统中的居民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作为核心部门，运用“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各部门间通过债权债务、投资权益和隐性担保，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通过分析期限错配、资本错配等找到风险的传递、转移路径。经济部门风险的外溢将激化社会部门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值，就有可能加快社会风险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风险外溢和跨境传递效应增强，国内经济社会风险将增大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1.居民部门
经济转型期居民部门最大的风险源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超过非生产消费人口，储蓄率高、投资者年轻、风险偏好较高，众多生产者竞争有限的投资机会，导致居民部门持有的房地产等资产估值高企，家庭债务杠杆率上升。到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阶段，生产者比重下降，储蓄率下降，平均风险投资偏好下降，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而家庭按揭贷款则面临违约风险。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发生在人口结构出现拐点之后。
我国居民部门负债水平较低，但增长较快，主要负债是住房消费贷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44.4%，上升26.5%（见表1），但2016年仍明显低于美国82%和日本71%的水平。居民部门负债端对应的主要是住房贷款。2008年以来，每一轮房价上涨周期都伴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加。2012年以来，我国房贷增速上行与GDP增速下行相互叠加，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最大风险是房价的大幅下跌，这将使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2.企业部门
经济转型期往往表现为企业部门传统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亟待培育新优势。若产业转型升级不畅，收益率持续走低，企业偿债能力将显著下降。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通过借新还旧并累积债务的方式维系经营运转，形成低收益和高杠杆相互强化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由于产业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大量流入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催生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
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且增速较快，是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要原因。2008~2016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由96.3%上升到166.3%（见表1），远高于新兴市场平均106%和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且过去几年持续上升。从内部结构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增速都明显高于民营企业。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表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偿付能力在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迅速上升，企业杠杆率过高必然会增大风险释放压力。
3.金融部门
居民和企业部门积累的风险，都会以提高债务杠杆率的方式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对于本就高杠杆运作的金融部门而言，转型期的盈利压力使其进一步推高金融部门杠杆率，从而累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金融部门承担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其实质是利用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优势，为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实体部门结构性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畅，实体经济收益将难以支撑金融体系，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集中释放的压力必然会明显增大。
金融部门的风险，既表现为银行表内业务的资产质量下降、银行不良率和关注类贷款比重上升、拨备覆盖率下降，也表现为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膨胀。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余额为253.52万亿元，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同期表内资产规模的109.16%，表外业务中发展最快的理财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同业业务，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可能将面临来自商业银行的挤提压力，这都会加大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政府部门
除显性债务之外，政府部门还以隐性担保的方式，对居民、企业和金融部门承担着“或有债务”。对于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不仅承担着对其存款等的或有债务，还承担着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或有债务。对于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的隐性担保，也有可能为维持僵尸企业运营而产生或有负债。对于金融部门，可能发生的危机救助成本是政府部门的或有负债。进入经济转型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不确定性增大，政府的不当担保可能导致居民、企业、金融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使得整个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和风险敞口急剧扩大。
我国政府部门显性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但增长较快，2008~2016年由27.1%提高到46.4%（见表1）。若考虑隐性债务，政府部门债务规模扩张明显加快，且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增长较快，有研究报告估算，已超过政府显性债务规模。
5.社会部门
在经济转型期，一方面，社会部门自身面临许多特有的风险，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生态环境事件等引发的社会矛盾，这些风险会对经济部门形成外部压力。另一方面，若经济部门的风险超过临界值，也有可能使社会风险进一步集聚。比如，居民部门的房地产等资产泡沫风险，将加剧收入及财富分配失衡和阶层固化；企业部门债务高企可能诱发大规模失业风险；金融部门挤兑风险及其引发的庞氏骗局暴露，将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债务风险将制约其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
6.国际部门
国际部门的风险属于不可控的外生变量，有其偶发性和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等方式更加紧密的联为一体。一方面，全球化形成的经济网络促使各国按比较优势扬长避短，有利于风险分担。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快了风险跨境传递速度，容易产生风险共振效应。面对同样的外部风险，转型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冲击，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政策储备不足，还将使内在结构性矛盾暴露为显性风险。此外，国内部门和国际部门之间通过外币计价的投融资工具关联，容易出现汇率预期逆转，加大货币错配风险。
上述6个部门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拥有诸多政策工具，是风险管理责任最大的部门，承担着其他部门外溢的风险，发挥着“稳定锚”的作用。政府部门利用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力，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提供时间和空间，使经济社会系统从风险冲击中得以恢复，最终使政府部门的负债规模得以降低。政府救助的关键，在于以恰当的方式实现“花钱买机制”，推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和盈利能力，使经济转型目标得以实现。
（二）风险传导机制
风险在6个部门间传导往往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经济部门的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在居民、企业、金融和政府部门间传递、转移、集聚或扩散，进而再影响到社会部门，并与国际部门的风险交互影响。
第一个阶段，风险主要集聚在企业和居民部门，出现过度投资、不当加杠杆、资产错配等问题，在转型期结构调整压力下或在外部冲击下，企业或居民部门的存量风险不断集聚，有可能转化为短期流动性风险和偿付性风险。
第二个阶段，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风险传递、集聚到金融部门，在金融部门的部分机构率先暴露，并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权益渠道引发资产价格下跌，通过债务渠道引发大量不良债权，通过金融机构间的传染，导致整个金融系统风险恶化。
第三个阶段，政府部门介入，风险由金融部门部分转移到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等通过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来承接金融部门转移的债务，由政府信用替代私人信用，以空间换时间的方法处置金融风险。
第四个阶段，如果政府部门应对风险释放能力不强，政府信用明显下降，筹资能力不足，则会进一步导致预期恶化、风险放大，使政府部门采取有效行动和应对措施的空间受到挤压，进而导致风险向财政、社会领域转移，并可能引发危机，甚至出现转型受阻，发展进程停滞。在此过程中，如果再遭遇外部冲击，风险爆发强度和影响将更加明显。
当前，我国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在经济扩张时期积累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资产错配等风险正在向金融部门集聚和释放，正处在风险传导的第二阶段。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流动性风险、资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企业生产效率下降、产业升级迟滞和竞争力不足，导致企业债务风险集中释放；长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避免风险集聚并演化为危机，进而阻断既定的发展进程。
（三）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是杠杆率攀升的根源
对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过度依赖，终将使杠杆率持续攀升、风险不断积累。2008年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推出了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一揽子”计划，并先后对基础设施投资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住房按揭贷款降低首付，这在当时情况下应对外部冲击是必要的，但客观上提高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投资规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强化了过度依赖债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这种模式必然使杠杆率持续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8~2016年我国非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了115.7%、19.3%、26.5%和70%（见表1）。2016年以来，尽管在政策导向上明确要“去杠杆”，但杠杆率上升的趋势尚难扭转。这种模式还将导致风险的集聚和释放。2013年年中出现的“钱荒”，2015年出现的“股灾”和汇市波动，2016年房价大幅上升形成房地产泡沫，2016年四季度后债市的大幅波动，这种市场轮番波动和风险不断释放的情况表明，我国已进入到风险易发高发期。
三、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风险易发高发，有可能会集中释放。基于经济转型期六部门风险分析框架，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涉及金融、房地产、政府债务、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社会分化和外部冲击等诸多领域（见表2）。这些领域风险点多，影响面广，且相互叠加，传导机制复杂。如果应对不当，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干扰和冲击。
（一）金融领域风险
金融风险是实体经济风险集聚的镜像反映。经济转型期往往也是金融风险快速聚集和集中暴露期。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结构性产能过剩、过度加杠杆和资产错配等潜在风险显性化，并加快传递和集聚到金融部门。
1.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
近年来，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降低，资产负债表脆弱性增加。截至2016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达到1.76%，连续16个季度反弹。虽然2016年四季度有0.02个点的下降，但2017年三季度依然保持在1.74%的水平（见图2），关注类贷款占比为3.56%，虽较2016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高位。目前，国际上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估算与我们的估算差距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贷款中，潜在风险贷款的比例为15.5%，潜在风险贷款规模达1.3万亿美元，约合8.2万亿元人民币。
2.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
近年来，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借同业业务逆势快速扩张，累积了大量流动性风险，加之缺乏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的支撑，又受到大中型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和互联网金融对小微金融业务的前后夹击，经营风险明显增大。与此同时，一些新设立的保险公司采取较为激进的业务拓展策略，通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如短期万能险）筹集资金，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信托等另类资产，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和利率倒挂，风险集聚水平明显提高。
3.债券违约风险
近年来，企业债券市场迅猛扩张，全口径企业债券包括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定向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总规模超过17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25支企业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如东北特钢、大连机床、中煤集团、中铁物资、川煤能源等。2016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57起，违约金额402亿元，比上年增长2.2倍。2017年，山东天信集团、齐星集团、长兴集团等企业债务危机爆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由于金融机构持有的信用债比重高达80%，如果违约事件频发，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恶化。
4.影子银行风险
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重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以及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对影子银行的统计有不同口径。2016年小口径的核心影子银行规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之和）达到23.41万亿元，大口径影子银行规模（包括信托受益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表外理财产品等）超过50万亿元。影子银行的期限严重错配，加上高杠杆投资组合和刚性兑付，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挤兑风险上升。加之影子银行业务没有纳入资本金监管范畴，使得资本充足率被高估，将难以承受贷款损失和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影子银行业务的隐蔽性使得风险难以被测量和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跨市场、跨区域、跨行业传递。
5.资本外流风险
近两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下降，2017年1月一度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虽然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条件，但从市场博弈角度看，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强势，人民币贬值预期就难以消除。如果遇到外部“黑天鹅”事件，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就可能增大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并引发国内日益显性化的风险与外部风险共振，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缩水。
（二）房地产领域风险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从总量供不应求转向供求总体平衡、区域结构矛盾突出的新阶段，特别是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形成高价格、高库存、高杠杆、高度金融化和高度关联性的“五高”风险特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面对的潜在风险仍然较大。
1.住房结构性过剩风险
截至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家庭户均住房已达1.1套。过去几年城镇住房新开工面积较大，2013年达到20.12亿平方米的峰值，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为18亿、15亿和11.6亿平方米。今后几年仍是住房面积竣工的高峰期，若住房新开工面积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住房市场出现供给过剩的风险将显著增大。住房过剩在三四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结构性过剩的风险较为集中。
2.房地产泡沫风险
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房价上涨，不同于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是在城镇住房总体供不应求的阶段发生的，而是在住房总量平衡、经济增速较快回落的阶段发生的，利率大幅下调增大了居民住房购买能力，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据测算，2015年央行5次降息、4次降准后，居民住房购买能力相当于提高了39.5%，由此蕴含的市场风险显著增大。过去几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都超过17（见图3），表明房价泡沫风险已累积到相当水平。
3.房地产金融化的风险
目前，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较强的金融属性，并带来巨大的虹吸效应，使得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2016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45%左右。若考虑影子银行，则房地产领域的融资规模会更大。房地产金融化很可能将风险转移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引发金融风险。
此外，房地产还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房价暴涨透支了一两代人的购买力，加剧了贫富分化，年轻一代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差距阻碍了劳动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进一步固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三）政府债务风险
经济转型期，政府往往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缓释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债务扩张速度加快，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风险压力明显增大。
1.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负债率约为36.7%（见图4），总体处于可控范围。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通过投贷联动、名股实债、表外举债、购买服务等方式，借地方融资平台、PPP、产业基金等渠道变相举债的现象较为普遍，隐性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与此同时，一些资源型、重化工主导的地区,受资源性产品价格下跌和重化工产能过剩的影响，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而产业重组、处置不良资产、安置下岗职工需要大量增加投入，偿还既有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压力增大，风险水平明显上升。
2.资产变现能力不足的风险
从资产负债表视角看，我国政府部门资产净值规模较大，即使出现较大的债务风险，也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偿还债务。但也要看到，在政府资产构成中，非金融资产占有较大比例，主要是由楼堂馆所等固定资产和土地储备等构成。这些资产流动性不强，处置比较困难，而在风险集中暴露的时期，价格大幅缩水，资产难以变现，很难起到缓解债务压力的作用。
（四）产业转型风险
我国在经历了制造业井喷式扩张后，产业规模和供给能力迅速膨胀，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需求，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的需求。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负债上升，偿债能力减弱，风险也会不断积累。
1.产能过剩风险
近年来，钢铁、煤炭、火电等领域去产能取得积极进展，但有色、建材、石化等领域依然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受传统体制束缚，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和出清机制尚未形成，僵尸企业沉淀的资源难以实现再配置，制约了制造业整体盈利水平改善（见图5），并进一步推高企业的负债水平。按照2016年末我国企业杠杆率166%计算，企业总负债达到123.5万亿元。按一年期贷款4.35%的基准利率，每年的付息成本高达5.4万亿元，接近2016年新增GDP总量。显然，这样的债务水平是难以持续的。
2.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风险
随着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削弱，能源、土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弱势”逐步暴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逐步显现。根据科技部《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统计分析》，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仅占19.2%，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仅占13.8%。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前沿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技术装备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进而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五）人口老龄化风险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2016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6.7%，65周岁以上达到10.8%（见图6），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分别达到25%和20%。我国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在财务可持续性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表明，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不健全，很容易导致发生债务危机，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社会领域风险。
1.养老负担风险加大
根据有关报告测算，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①，老年抚养负担大幅上升。我国养老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基础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80%以上的养老负担，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商业保险）发展明显滞后。养老负担过度集中在第一支柱，导致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征收缺口达4303亿元，一些省份出现了当期扣除财政补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按2015年覆盖率67.3%测算，预计20xx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将达到1.65亿人，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力。
2.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增加的风险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00年71.40岁提高了4.94岁。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疾病模式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医疗支出大幅增加。根据经合组织的估计，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大约是65岁以下人口的2~8倍。201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占GDP的6%，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0.9%，占GDP的1.85%。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还将使卫生费用和政府支出大幅攀升。这不仅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解决不好还将引发社会领域风险。
（六）社会分化风险
在经济转型期，通常面临复杂的利益结构调整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动，并导致社会分化，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新华社开展的社会调查显示，中产阶层普遍存在“不期盼向上流动，但也不希望向下流动”的强烈意愿。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以及网络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化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1.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
2008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和2009年达到0.49，成为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高达0.465（见图7）。如果考虑家庭财产的因素，实际收入差距要更为严重。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我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还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子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并积累各种社会风险。
2.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阶层分化的日趋明显，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下降。零点集团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当前社会民众中自认属于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分别为60.8%、34.2%和4.3%，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公众中，有86.5%同时表示自己父母也是下层，认为自己是中下层的公众中，有68.3%认为自己父母也是中下层。他们基本保持了与父母一致的阶层属性，并没有实现代际阶层的向上流动。过去一个时期，“官二代”、“富二代”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斥责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阶层之间流动性有所下降，并出现代际传递的特征。
（七）外部冲击风险
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不断上升，与全球经济的交互影响和互动反馈机制不断增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释放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将使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加大。
1.外部市场波动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目前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虽呈现出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的外需市场形成重要影响。虽然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需对经济增长仍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等产业，我国仍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部市场需求波动会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2.外部金融冲击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宽政策，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强化。随着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并开启加息和缩表周期，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将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全球货币政策的逆向调整，将大幅提升我国的偿债成本，并将带来全球资产价格的调整和资产重新配置，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外部冲击。
四、对主要风险领域的评估和我国应对风险的条件分析
经济转型期的风险涉及的领域多、传导机制复杂。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定性描述和分析，本课题尝试用德尔菲法，对主要风险领域进行初步评估。
（一）对主要风险领域的评估
为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我们采用德尔菲法，由各领域专家独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风险给出评估分值。在专家打分基础上，判断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程度和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
一是采用矩阵分析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横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对其他6个领域的影响度，纵轴为每个风险领域受其他领域的影响度。影响度赋予1~5的整数值，5代表影响度最大，1代表影响度最小，得分值为问卷调查的平均值。评估结果表明，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受影响度从大到小的领域为：金融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外部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见表3）。
二是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评估各领域风险间的交互影响。将任意两个风险进行比较，影响力大的得1分，影响力小的得0分。评估结果表明，按影响度大小排序为：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企业债务风险、社会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见表4）。
三是采用专家打分评估各领域风险发生概率。将各领域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排序，发生概率最高的为7分，最低的为1分，对各领域得分取平均值。风险发生概率由大到小排序的结果是：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外部风险、社会风险（见表5）。
综合以上3种方法结果，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是发生概率较高的前四位风险领域是：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
（二）我国防范化解风险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防范化解风险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一是政府权威性高，执行力强，有利于调动资源，可短时间内集中资源处置局部风险，避免局部风险转化为全局风险，具有集中力量防风险的独特优势。二是中央政府拥有较强的信用，有能力扩张资产负债表，通过增加负债向社会补充流动性，实现资源跨期和跨部门配置，从而稳定社会预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推进结构性改革。三是我国储蓄率较高，仍处在略高于46%的高位，为家庭和企业部门应对风险提供了较大缓冲空间。四是我国债务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外债规模占总债务比重不到3%，外部风险对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较为可控。五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在应对债务、房地产等各类风险中有更强的缓释能力，可以为主动化解风险赢得时间。六是我国是一个大规模经济体，风险在各个部门之间传递后延的回旋余地较大，增大了各部门风险腾挪的空间，可以通过空间换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缓释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风险集聚释放与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再平衡和高杠杆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碰头”，加之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未完成，政府职能容易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防范化解风险仍面临挑战。从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角度看，市场尚未形成损益自担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承担了较多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政府部门成为各类风险事实上的最终承担者。这种风险处置体制，虽然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大的危机，但也使得市场主体“风险免疫系统”没有经受洗礼，容易引发政府信用透支和道德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社会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各类风险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既不盲目乐观，又不回避矛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中长期，促进发展与管理风险，重点防范与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去杠杆、防泡沫，有效规避风险集中释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五、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
风险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在转型中实现发展，总会面临各种风险。要将风险转变为发展的机遇，关键是要有效识别和管理各种风险，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
针对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和经济转型期风险易发高发的特征，要牢牢把握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按照“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有效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确保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
1.主动防范
经济社会发展风险都有一个从萌芽积累到最终释放的演进过程，若能在风险集聚阶段，把握住风险化解的时间窗口，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主动应对，就会显著降低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灰犀牛”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潜在风险。“灰犀牛”理论认为，风险的爆发并非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人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不力，甚至不愿主动采取行动加以防范。“灰犀牛”比“黑天鹅”更可怕，人们往往在习以为常和麻木中错失了处置风险的最佳时机。
主动防范，就是要加强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机制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系统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明确每个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不同于风险的被动出清，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总体的战略谋划。比如，在处置高杠杆率问题上，从控制杠杆增速、稳定杠杆率、调整杠杆结构到最后降低杠杆水平，就需要制定“去杠杆”的总体战略方案。
2.系统应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传导和扩散速度明显加快，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多样，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的环境下，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市场预期迅速变化，这些都可能使不同风险之间的外溢效应更加明显，相互交叉传染和反馈放大效应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风险蕴含于经济转型之中，与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是分不开的，各领域风险也不是孤立的，不能依靠碎片化的局部性措施来应对，而必须用系统性思维和网络化视角来防范和应对风险。
系统应对，就是要有系统性战略谋划，将防范化解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与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与此同时，要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矫正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修复资产负债表，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等系统性视角来制定防范化解风险的方案和实施路径。
3.标本兼治
防范风险主要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大多是临时性措施，属于治标性质，而要从治本上化解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风险集聚往往是经济失衡和资源错配的外在反映，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滞后和体制机制扭曲，必须从结构性改革中找出路。从国际经验看，1998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虽然都爆发于金融领域，但从本质上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导致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和风险的集中释放，最终必然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宽政策，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但结构性失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
标本兼治，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基础性领域和关键性环节改革，建立和完善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机制，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创新，提升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经济转型任务紧迫和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健全的形势下，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避免风险向政府集中和政府兜底的预期，坚持“花钱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风险管理、处置和分担上的作用。
4.守住底线
经济转型过程往往也是资产负债表重新配置和风险集聚释放的过程。如果对风险积累缺乏警觉，没有与风险赛跑的意识，风险就会不断集聚，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集中释放，酿成系统性风险和经济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看，东亚国家、前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处置不当，经济转型受阻，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防患于萌发之时，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对最坏的情景一旦心中有数，就能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我们既要敢于面对风险，勇于担当，做“风险斗士”，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估风险，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防范化解风险的阶段性安排
经济转型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必须把握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根据不同阶段风险集聚的特点，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防控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1.短期以处置金融和房地产风险为重点
从短期看，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风险领域，主要表现为宏观杠杆率过高、金融资源错配和房地产资产泡沫等风险。这些风险积累到一定水平，或遭遇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就有可能形成风险放大机制，并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要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健全市场化法制化违约处置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和监管空白，采取措施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防止金融存量风险集聚，进而出现流动性风险。与此同时，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泡沫，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酿成系统性风险。
2.中期以处置实体部门风险为重点
从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扭转实体部门杠杆率过高、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业升级迟滞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使实体部门发展从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向质量效率提升的新轨道，重塑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3.长期以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为重点
从长期看，政府部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滞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是风险防范和应对的短板。风险管理是一个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管理，而非仅仅是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要加强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应对、风险处置等能力建设，降低风险成本和风险损失，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创新激励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和水平，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筑牢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石。
（三）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机制。但也要看到，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短板，需要加快“补短板”。对一个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及时识别各种风险，有效管理各项风险，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机制，特别是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1.建立风险管理协调机制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风险管理通常是以各部门制定与实施政策为基础的，而各部门决策往往又局限于本部门的视野和职责范围，这样就会形成风险管理空白，或形成风险管理交叉重叠和部门的相互牵制，还会出现过分重视某种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的情况。随着各领域风险关联度越来越高，风险的时空跨度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大，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综合性风险管理协调机制。就我国来说，可以充分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协调作用，建立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的统筹协调机制。或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机构，吸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定期组织开展综合性风险评估，跟踪分析风险演变，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风险管理的重点，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建议。强化风险管理政策协调，避免风险监管套利和风险监管竞争，提高风险管理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2.建立风险应对协调机制
要以完善国家风险管理体系为导向，建立各有关部门风险应对协调机制。做好风险信息共享，完善风险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风险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透明度，增强市场主体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效率。加强风险预警协调，动态把握风险演化和传导情况，做好风险预警预测分析，为制定风险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3.建立风险隔离和缓冲机制
风险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风险传导链条的梳理，监测各风险部门的主要风险指标（如债务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避免风险在某些领域的过度集聚和在各部门之间的无序传递，促进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期，要注重建立各部门的风险缓冲机制，居民部门要控制家庭负债率，企业部门要运用好风险对冲工具，金融部门要提足风险拨备，政府部门要设立各类风险储备基金，进而降低各部门的风险脆弱性，增强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自我修复能力。
六、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建议
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转型期的各类风险，要坚持问题导向、多策并举，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
（一）有效应对金融领域风险压力
应对金融领域风险压力，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要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环境。
1.重构金融监管框架
按照权力有效制衡、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一委一行一局”，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央银行、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模式推进改革。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跨业经营活动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地方批准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打击本地区非法金融活动，协助中央监管部门履职，真正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2.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
优化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综合考虑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效率的需要，调整国有控股的范围和比例。强化对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行为的监管，引导股东建立长期投资意识。探索和试点股权激励，将薪酬体系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利润和风险挂钩。
3.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适度扩大征信体系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将小额贷款公司、P2P平台借贷等民间借贷信息纳入征信体系，建立分层次、多维度的征信数据，提高对征信数据的再加工水平。完善资产登记（公示）制度，建立全国范围统一的租赁物、信贷资产、非标金融资产等的登记和公示系统。建立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中心，由企业提供唯一的财务报表，供税务、工商、银行以及征信部门共同使用。加快建立覆盖全面、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4.营造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环境
适度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入必要的“尽职免责”理念，防止承担不合理责任而引发机制性紧缩。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预期，通过市场行为提升经营主体和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密切监控流动性，营造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满足去杠杆、去产能以及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正常的流动性需求。
（二）有效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
实体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部门。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重点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处置企业债务，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
1.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企业高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杠杆率是民营企业的两倍左右，是去杠杆的重点领域。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推进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2.加快处置企业债务
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方式推动国有企业主动去杠杆，积极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新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引入创新机制开展债转股。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形成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依法依规对僵尸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3.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
在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反向调整的办法，逐步降低居民部门杠杆率。完善金融机构应对房价回落的压力测试机制，做好应对不同风险情境下的政策预案。释放正确有力的调控信号，引导社会预期回归理性。加快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适当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可在中央确定房地产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间，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房地产税操作方案。
（三）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率高，特别是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根源是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从体制改革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所得税实行中央地方“五五开”的可行性，逐步取消历史遗留的基数返还问题。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大幅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逐步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
2.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按“堵后门”、“开前门”的原则，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制化管理，推进债务信息公开，实行全口径、各层级、全过程的信息透明，接受上级政府、同级人大、金融机构和全社会监督。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全口径纳入预算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综合财力，严格控制下级政府举债上限，科学运用债务率、负债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对各级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动态监管。
3.全面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行为
全面清理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经营。政府不得干预平台融资行为，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及土地储备注入平台。平台不得以政府融资职能进行举债。金融机构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形式提供的担保。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利用PPP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不得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和最低收益。
4.提高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通过划拨国有资本等手段补充现有养老金缺口。逐步推动养老保障体制从现收现付制为主向预筹积累制为主转变。建立政府强制性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自主性或商业性养老储蓄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一定限额内给予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计划税收优惠。大力发展商业性健康保险，有效缓解医疗保障资金和财政负担压力。
（四）防范转型期社会风险
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1.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着力实现就业和发展机会公平，加大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在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扶持，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选人用人机制，保障人人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推进税收结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进一步加强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2.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同时，兼顾就业激励目标。加强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制度的协调，减少简单叠加，提高保障效率。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3.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
加大力度推进教育机会公平，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有质量保障的义务教育。提高高校招生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审慎对待自主招生等主观性较强的招生渠道，缩小直至消除经济、地区、家庭因素对招生结果的影响。打破地域、户籍、行业、编制、社会保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五）加强外部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增大，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互作用增强，外部风险对我国的外溢效应超过以往。要在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同时，灵活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1.有效应对资本跨境流动风险
按照“放开汇兑环节管制，加强交易环节监管”的思路，有序改革资本项目管理方式，丰富政策工具。处理好资本项目开放进度及与其他改革措施的协调。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质量，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和指标体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监测。
2.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积极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议》，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继续推进中美、中欧BIT和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谈判，通过相互扩大投资准入和市场准入加强共赢机制建设，改善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
3.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主动适应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通过平等协商、合作对话，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提高G20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作用,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与主要大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强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提供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增强我国议题创设能力。
总负责人：李xx
执行负责人：王xx
参加：xx
课题协调人：张x
xx
注释
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
（2）世界银行：《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3）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年。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4
在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其中，尤需注重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深刻领会当前重大风险的发展趋势并着力化解。
当前重大风险的发展特征
从隐性转向显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势下，各种既有利益的分化、调整与重组进入关键期，逐渐触及核心区，进入深水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化与博弈也日渐显现，从隐性转向显性，从后台走向前台。各种社会风险也随之转变，呈现出直接、公开、显性的特征。
从单一走向叠加。当前，单一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风险内容发生转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种利益追求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新特征。传统上，社会风险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内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广大人民在物质满足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保护的要求日渐增强。这就使得由原本单一的经济诉求转变为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生态文明等多种诉求的叠加，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问题和精神建设问题相互交织、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相互交织等，呈现出矛盾叠加的新特征。
表达诉求的形式更加多元。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及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表达诉求的途径与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上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实践中，大多数人会坚持理性如采用法治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也存在极少数法治意识淡薄的个体，在个别情况下会采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网络新媒体助推风险传导。短视频、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繁荣发展之下，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不再依靠传统报纸、电视、广播等渠道，而是通过网络搭建起相应的群体。如此，在现代网络新媒体搭建的基础上，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则可能对当下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组织和动员，从而引发较大社会关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具体思路
强化防控意识绷紧防控之弦。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涉及广泛、类型多样，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相伴生的新风险点又不断涌现，因而我们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抓经济发展与抓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显绩，也要对社会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主动学习与深入了解，增强对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点进行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二是处理好抓问题解决与抓风险防御之间的关系。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必须摒弃事后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牢固树立防微杜渐的思想意识。各级各部门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风险点应逐一排查，划出风险点和临界线，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同时，加强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加强预判、全面防控、及早应对，防患于未然。做到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有专项预案，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和突发风险有充分评估，对个别特殊问题掌握有针对性的处理措施，有力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
坚持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理。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是依法维稳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领导干部维稳能力的必备条件，更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稳问题，就是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维稳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问题处理程序正当化和实体规范精准化。法治思维指导下的维稳工作，意味着必须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保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权益、保障权利救济与责任追究。实践表明，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风险评估全覆盖、规范化、法治化，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稳定的隐患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系统总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情况，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政府决策的必经程序。各地对凡未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结论为不实施的，严格坚持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不列入议题、不研究、不决策。对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建立相关的监督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积极推进风险评估工作的法治化。
加强预警研判实现源头防控。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加强预警研判。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要求对重大公共政策、重大管理措施、重大改革举措、重大民生项目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涉及面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事项，进一步强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刚性前置，严格做到应评尽评。首先，各级各部门应在风险评估与预警研判的基础上，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例如，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信息跟踪与趋势预判，并作出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以方便防控措施及早介入。其次，各级各部门必须认识到风险都有一个从萌芽、积累到最终释放的过程。应当在问题尚小、风险尚低、危害尚弱时处理风险，进行源头防控。当前，利益现实纷繁复杂，利益结构变动频繁，我们应从日常工作中把握潜在的风险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超前应对、掌握主动。再次，各级各部门应注重工作方法，善用巧劲妙招，注重风险化解与纠纷解决的灵活性，防止发生“案结事未了”的情况，避免激化新矛盾以及出现次生风险。例如，针对金融风险，应健全金融犯罪风险预警监测平台，建立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有效防控和处置金融不良资产。总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筑牢“防火墙”、切断“传导线”，坚决防止小风险转变为大风险，防止经济金融风险转变为社会政治风险，防止个别性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
增强防控合力抓好机制创新。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增强防控合力。第一，积极推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防控的第三方评估办法，发挥第三方独立、公正、客观的特有优势，提升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从源头上防止矛盾风险产生。第二，进一步强化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信访、诉讼等不同路径在纠纷解决上的各自优势，并推动纠纷解决路径的层次化整合，创新体制机制，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平台，及时化解不利风险。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强化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信息公开，创新社会信息监控与风险线索发现的机制，将群众力量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补充，有效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第四，积极发挥专业技能人才的知识优势，在解决政策强、专业性强的矛盾问题中，积极引入行业领域专家，提供科学解释和专业服务。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一方面精确找准底线。各级各部门应主动搞清楚各项工作的底线在哪里、超越底线的危害是什么、坚守底线的具体措施有哪些，未雨绸缪，从容应对，掌握主动。逐一研判、逐一梳理，划出临界线和风险点，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坚决守牢底线，逐一制定工作方案和责任清单，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方法，配强专业工作力量，统筹推进、多维联动，守牢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廉洁自律等领域的底线。另一方面强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进一步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担当机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岗；以风险责任归位促风险防控到位，加强战略研究、政策设计、对策调整和问题应对，时刻把握各地各部门的热点问题，实现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防控；坚决落实风险防控责任，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理念，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对失责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例如，在金融风险防范中，健全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强化风险属地处置责任。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5
为了端正工作态度，改进纪律作风，促进做好工作，公司开展了纪律作风整顿活动，在这学习一阶段，始我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和实际行动都有很大提高，现在对照工作实际谈谈我的自查情况。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电话服务过程中的技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业务知识不够专业。(其主要表现在：对待工作有时不够主动，不注重业务知识，认为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算了事了。缺乏一种刻苦专研的精神。
3、在组织纪律方面存在执行制度不严，有窜岗的现象。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有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在这段时间，对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也进行多次反思。从主观上找原因，主要概况几个方面：
1、电话技巧不够灵活，业务知识不够专业。没有深刻认识到业务水平的高低对工作方面存在的依赖性，认为领导会有指示，上面有安排在工作。
2、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对工作缺乏系统化合提高自身要求。
三、今后的整改措施
1、加强业务知识和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知识。业务知识要进一步提高，以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扎扎实实的工作，完成党和领导给的各项指标任务，积极提高工作水平。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业务知识。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修养，想办法把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尊守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自己的职责，告诉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严格的要求自己，努力加强自我进取，自我完善，努力提高自我综合素质。
3、严格纪律，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坚强的队伍，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整顿的重要性，要迅速的认识到把思想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我们要严明工作纪律，要忠于职守，其次是要严格执法办事，热情服务。
总之，通过这次学习整顿，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领导的工作部署，坚持用学习整顿促进工作开展，以工作成效检验整顿效果。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6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作为中青年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新的风险挑战，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做到“四个防范”。
防范优良传统丢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丢。比如，儒家提倡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并不矛盾。党的革命传统更不能丢。我们党从建党之日起、人民军队从成立之始，就把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当前，人们的思想文化的选择性、主体性、差异性增强，优良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三种倾向”：一是传统过时。有的人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应予摒弃。二是传统有害。有的人无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髓，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加以否定和排斥。三是传统虚无。有的人否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甚至对传统文化加以曲解和丑化，导致精神的坍塌和信仰的缺失。要坚决纠正这些错误思想，让优秀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新时代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机融合，让根植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永葆生机和活力。
防范群众获得感下降。当前，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比如，出现了不同阶层的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不同的位置，在利益获取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又如，不同地域的分化，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在发展速度、力度上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的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直接影响到群众的实际利益。由于利益获得的差异，造成了贫富差距，再加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一些群众的获得感。利益分配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分配财富与创造财富同等重要，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要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众特点，形成科学完备、公正有序的制度体系，有效解决分配秩序不规范、不均衡、不合理的问题，真正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稳定乐观、公平合理的分配预期。
防范与人民群众疏离。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条件越来越好了，联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些党员干部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反而越来越少了，有的把群众工作当成负担、有的缺乏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有的作风不深不细不实等。千秋基业依民心，人民是我们最大的依靠，要实实在在地转变工作作风，注意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努力做到“五心”：一要真心，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真正扑下身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二要诚心，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能办的马上办，办不了的做好沟通解释。三要耐心，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层次身份，都要一视同仁，倾心帮助。四要细心，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诉求，要真正放在心上，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五要贴心，视群众如亲人，充分体谅群众的难处，多办实事、好事，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防范政府公信力缺失。要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努力做到“五个入情入理”：一是入情入理地解读政策。上至国家的大政方针，下至一村一镇的制度措施，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宣传解释，让老百姓听得懂、弄得清。二是入情入理地引导和把控舆论。对重点、难点、敏感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要主动出击，把握好时机节奏和方式方法，及时有效地加以引导。三是入情入理地沟通反馈。要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准确把握群众诉求，及时破解谣言和不实的传言，防止群众以讹传讹。注意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四是入情入理地弘扬主旋律。对错误言论和有害信息，要及时批驳，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和错误思潮的传播。五是入情入理地传递正能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典型事例和优秀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不断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7
为进一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强化对部门权力运行的内部制约和监督，逐步健全完善治贿纠风工作长效机制，促进商务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市委办、市政府办《转发的通知》（德委办[2012]77号）文件精神和要求，按照局党委部署和安排，从2012年8月起，通过“找、防、控”三个环节，我局认真排查本局在廉政方面存在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全面开展以人为点、以程序为线、以机制为面的环环相扣的廉政风险防控工程，建立起融教育、制度、监督于一体，从源头有效防控廉政风险的新机制，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廉政风险防范和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为了切实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促进干部廉洁从政，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确保各项防范管理措施落到实处，我局成立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陈若愚同志任组长，纪委书记和副局长任副组长，职能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制定了《德阳市商务局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通过认真分析查找我局权力运行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树立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意识；明晰风险点的岗位、部位和环节，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和监管机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增强干部廉洁从政、依法行政意识，降低廉政风险。以党委会、局办公会、中心组学习、职工会等形式，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开展廉政风险排查、建立防控机制工程是融教育、制度、监督于一体，能从源头上有效防控廉政风险的新机制，从而做到人人主动参与，人人提高认识。
二、积极部署，广泛动员
2012年8月，我局召开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动员会，陈若愚局长进行了专项工作的动员部署，强调“排查廉政风险、建立防控机制”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创新举措，它以关口前移的方式，把有效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的责任落实到每个科室、每个岗位和每个人，从而建立预防腐败的长效工作机制，能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这次专项工作从8月中旬开始，分五个阶段进行，即：宣传动员、风险
自查、风险评估、制定措施、风险监管五个阶段组织实施。要求各科室要从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推进源头治理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高度，认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认真组织实施。
三、深入查找，积极预防
根据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我局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以人为本、注重预防、突出重点、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全面开展了排查工作。围绕市商务局职能，进行权限梳理、确认、登记；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查找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和重点人员，在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可能产生不廉洁行为或诱发腐败的风险点。从行政管理事项、业务工作流程等方面，逐一排查廉政风险点，经组织严格审核把关后，将风险点登记汇总。2012年11月共排查出科室风险点25个，党委审定后报市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领导小组审定风险点为7个。填写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权力清单登记表》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风险点登记表》。
2012年4月，根据市纪委、监察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德纪发[2012]5号）文件精神，我局就继续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又作了安排布置，重新排查出科室风险点46个，党委审定后报市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领导小组审定风险点为8个。特别是在建立针对性强的防控措施制度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四、完善制度，动态防控
在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中，我局结合商务工作实际，制定《廉政风险评估预警防控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原有的工作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防止岗位廉政风险转化为腐败行为。同时不断完善机制、优化工作流程、规范工作规则、加大对热点、重点岗位人员定期交流或轮岗力度等措施，锁定履权界限，控制自由裁量权，实行权力制衡。深化以党务公开牵头的各类公开，搭建公开平台。对于在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材料、制度，都汇总成册，其中《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权力清单登记表》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风险点登记表》都在网站、电子显示屏上公开，随时接受广大职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了对风险控制进行有效控制，实行廉政风险预警，畅通廉政风险预警信息“绿色通道”，采取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置办法，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处理，避免问题演化发展成违纪违法行为。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任务，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开展多种活动，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强化自我约束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政治过硬、作风过硬、业务过硬的商务干部队伍，按照市委、市
政府“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取向和跳起摸高、追赶跨越、努力创造和发展德阳在四川、在西部的优势和领先地位的工作要求，为实现我市“争当四川科学发展排头兵，建设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强市”的目标以及德阳商务工作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和作风保障。
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认识不足篇8
确保在风险挑战面前赢得主动，制度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战胜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必须更加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现在已经进入20xx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有效防范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这为我们战胜风险挑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完善制度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面临风险挑战时要赢得主动，就要有一整套系统严密的战略和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认真研究各种风险挑战发生的特点，掌握其变化演进的基本规律，并以此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我们的制度应对风险挑战冲击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强。
完善制度有助于主动和有效预见风险。进行制度设计，需要树立底线思维。制定和执行制度，不能预设最理想的环境，而应尽量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各种困难、各种风险，事先制定好防范化解的措施，堵住存在的风险漏洞。一旦风险发生，就能够及时识别风险类型，及早发出预警，发挥好制度的作用。
完善制度有助于事先形成应对风险的程序。如果相关制度机制成熟，一旦风险发生，应对和化解风险的工作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按制度、按程序进行，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都知道应该干什么、怎样干，及时采取行动、各司其职，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效率、减少损失。
完善制度有助于及时组织力量投入应对风险的斗争。在统一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各地各部门能够服从大局、维护大局，组成应对风险的整体；能够按照自身职责，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也能更好发挥，从而有效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危难，化危为机。
完善制度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生活有序运行。风险多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同风险。如果从制度上做好常态化防范和应对准备，规定好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步骤，就能有效控制风险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减少风险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防止风险引发更大动荡和损失。
完善制度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人民信心。遇到风险，有信心就能临危不乱，没有信心就会惊慌失措。当人民群众知道有完善的应对风险的制度时，就会更加相信党和政府能够化解这些风险，相信社会生活能够继续在正常轨道上运行，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协力，进一步增强应对风险的力量。
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推动制度日益完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也积累了制度建设的丰富经验。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风雨中不断完善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体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在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并作出重大决定。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从不惧怕风险挑战，一直在栉风沐雨中砥砺前行。回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走过不平凡的历程。面对种种风险挑战，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强大的组织力量、科学的应对战略、恰当的方式方法化解了一个个风险，并且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深化改革，越过一个个险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们党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更加复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经受“四大考验”，防范“四种危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
坚持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一起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在实践中展现强大制度威力，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只有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为此，必须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一起抓。制度是相对固化的，治理则需要更强适应性；制度侧重于规范本身，治理更注重规范的执行。制度优势要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要建立在科学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否成熟和优越，能否巩固和完善，归根到底要靠治理成效来说话。能否有效预见和防范风险，是治理成效的重要体现，也是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当前，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制度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筑牢防范和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能够在各个方面都充分发挥出来，确保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凝心聚力、同心共筑中国梦。那些直接维护国家安全、直接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项制度，既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也属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尤其需要加快建立或进一步完善起来。
当前，尤其需要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制度执行，着力提高治理能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预见、防范、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努力将矛盾消除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维护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良好局面。（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有实力有底气有信心
武力
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积累强大物质力量，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基础。可以说，经济发展起来，我们抵御风险的实力就会增强，风险集中爆发、产生更大危害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我们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对相应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夯实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指明了方向。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目标。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变革社会制度，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成功把生产力从旧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新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通过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了大量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为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也为后来生产力加速发展积累了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我们在经济制度上实现重大发展。在所有制上，从“一大二公”转变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变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突破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教条束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还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一系列改革使我国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有效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从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离不开先进生产力的支撑，也离不开制度的持续完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从全球范围看，科技竞争进入空前激烈时期，谁能实现科技创新新突破，谁就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在这方面，我国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必须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挑战。这也要求我们继续完善制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强市场活力、稳定社会预期，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这正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增强应对风险能力的关键之举。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意义重大。我们要按照全会部署，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不仅有信心和底气，更有条件和能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们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保障“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戴长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更多、挑战更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发挥好制度作用，对于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抵御外部风险，首先应从战略上准确把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会面临哪些外部风险，深刻理解这些外部风险产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其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们面临的外部风险作出科学分析和判断，准确区分哪些外部风险是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哪些是局部的、暂时的、次生的；哪些外部风险可以通过调整方式和策略来化解，哪些必须通过改进和完善制度才能解决。
应当看到，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其中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多。比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受到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全球扩散，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上升。西方国家一些人固守意识形态偏见，渲染文明优越、文明冲突，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综合考察，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有些并不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并且相互联动、密切交织，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就可能对我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应对这些外部风险，零敲碎打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从全局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效运用制度手段。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相较于调整策略、改变方法等手段，制度建设有助于明确应对和化解外部风险的目标任务、各方面协作关系和职责定位，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规范化程序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让我们从来不惧怕任何挑战，总是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不断取得胜利。我们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政治稳定、保持战略定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深得人民拥护，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能够持续推动国家发展进步；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等等。正是凭借这些显著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面对多么严峻复杂的形势，我们都能成功战胜各种困难，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具有抵御外部风险的强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更加彰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释放，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证我们发挥自身优势、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信心依靠这一制度更有效地抵御外部风险，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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